外部性 （Externality）#
本部分将讨论外部性如何影响资源配置，并以企业生产为例进行说明。 本部分将讨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首先我们分析外部性是否源于市场失灵。其次，分析外部性源于产权未界定。科斯定理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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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的定义#
Externalities can arise between producers, between customers, or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T
外部性反映了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附带性损害或赋予的利益。当某一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主体产生了未被市场价格所反映的影响——即行为主体没有为此支付全部成本或获得全部收益时，这种现象称为外部性。外部性可以理解为一种溢出效应，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具体而言，如果某一行为对外部主体造成了不利影响而行为主体未承担相应成本，这被称为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相反，如果该行为为外部主体带来了正面效应而行为主体未获得相应报酬，则称之为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
例如，如果企业将未经妥善处理的生产废水排入河流，导致环境污染并危害下游居民的健康，而企业并未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环境成本，这就是典型的负外部性表现。同样，夜间公共场所的喧闹舞蹈干扰了周边居民的休息，以及小区内无序停车阻碍交通流畅，也都属于负外部性。再比如，一家企业的丑闻，如2015年大众汽车的排放丑闻，不仅损害了该公司的声誉，还可能影响到整个汽车行业，导致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度下降，这也是一种负外部性。
反观正外部性，植树造林活动不仅美化了环境、净化了空气，还间接提升了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但植树者往往未能从这一公共福祉中直接获得经济回报。个人接种疫苗不仅保护自己，还减少了疾病的传播，从而保护了整个社区的健康。再如，地铁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显著提升了周边地区的交通便利性和房产价值，使房产持有者间接受益，但地铁建设方却未获取相应的全部收益。此外，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通常可以免费被其他人使用，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这也是正外部性的体现。
另外，有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不仅对自己有好处，比如提升市场形象，还能对整个行业产生正面影响。这是因为CSR提案的通过，就像是一个信号，告诉其他企业也要注重社会责任，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进步。这种积极的社会责任行为，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声誉，还增强了公众对整个行业的信任，也是一种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影响#
Because externalities are not reflected in market prices, they can be a source of economic inefficiency.
We assume that because the firm has a fixed-proportions production function, it cannot alter its input combinations; waste and other effluent can be reduced only by lowering output. (Without this assumption, firms would be jointly choosing among a variety of combinations of output and pollution abatement.)
As the firm’s output changes, however, the external cost imposed on fishermen downstream also changes. This external cost is given by the marginal external cost (MEC) curve in Figure 18.1 (a). It is intuitively clear why total external cost increases with output—there is more pollution. However, our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marginal external cost, which measures the added cost of the externality associated with each additional unit of output produced. In practice, the MEC curve is upward sloping for most forms of pollution: As the firm produces additional output and dump SMC - PMC = MEC
What is the cost to society of this inefficiency? For each unit produced above Q*, the social cost is given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ginal social cost and the marginal benefit (the demand curve). As a result, the aggregate social cost is shown in Figure 18.1 (b) as the shaded triangle between MSCI , D, and output Q1. When we move from the profit-maximizing to the socially efficient output, firms are worse off because their profits are reduced, and purchasers of steel are worse off because the price of steel has increased. However, these losses are less than the gain to those who were harmed by the adverse effect of the dumping of effluent in the river.
负外部性#
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水，造成环境污染，但企业并没有完全承担这一污染的成本时，就产生了负外部性。这意味着企业的私人成本（即企业自己承担的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异。社会成本不仅包括企业的私人成本，还包括因污染等负面影响给社会其他成员带来的额外成本。因此，在负外部性的情况下，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相应地，私人边际成本也低于社会边际成本。我们用MPC（Marginal Private Cost）表示私人边际成本，MSC（Marginal Social Cost）表示社会边际成本。
对于每一特定产量 \(q\)，我们可以得出：
check 作图的标题
如图%s所示，私人边际成本线位于社会边际成本线的下方，私人和社会的边际收益线重合。
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之差为外部边际成本（Marginal External cost, MEC），衡量的是 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导致的外部性所增加的成本。
当一个企业在其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时，起初可能由于现有的处理能力或者自然环境的吸收能力，额外的污染成本相对较低。但随着生产的进一步扩大，这些初始的吸收和处理能力会被耗尽，导致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带来的额外污染治理成本上升，因此边际外部成本也相应增加。即每一单位新增产出所带来的污染的外部成本逐渐增加。因此，图%s中，EMC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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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分析负外部性会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理论上，最优的产出决策应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具体来说，私人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会根据自身的边际成本（MPC）与边际收益（MR）相等来确定产量，即：
而社会最优产量，即最大化社会总盈余的产量，则是基于社会边际成本（MSC）与边际收益相等来确定：
由于\(MPC(q)<MSC(q)\)，在私人最优产量处，边际收益会小于社会边际成本，即：
这表明，基于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为了达到社会最优，私人产量需要减少，以使得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因此，我们得出：
在私人决策下，企业的产量会超出社会从全局角度考虑的最优产量，即社会的最优产量小于私人自由决策下的产量。
如图%s所示，在负外部性的情况下，虽然私人和社会面临的边际收益曲线相同，但由于私人边际成本较低，其最优产量（\(q^{private}\)）会高于社会最优产量（\(q^{social}\)）。
综上，负外部性导致企业倾向于过度生产，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负外部性
check from varian’s book
假设 \(S\) 是一家钢铁企业，其生产量用 \(s\) 表示。除了生产钢铁之外，\(S\) 还会产生一定量的污染 \(x\)，并将其排入河流中。
\(F\) 是一家渔业公司，位于下游，受到 \(S\) 的污染影响，其生产量用 \(f\) 表示。\(S\) 不承担对 \(F\) 负向影响的成本，即其生产存在负外部性。
假设 \(S\) 的成本函数为 \(c^s(s,x)\)，\(F\) 的成本函数为 \(C^f(f,x)\)，满足：
首先，考虑私人决策的最优条件。
用 \(p_s\) 表示 \(S\) 面对的市场价格，\(S\) 需要选择产量和污染量以最大化利润：
\(−∂c^s(s,x)/∂x\) 表示增加一单位污染的净收益 （因为污染增加会降低\(S\)的成本，所以前面加上负号）。
在不考虑对 \(F\) 的影响下，即存在负外部性下，\(F\)的最优污染量是其边际收益等于0，这是因为企业没有承担污染的成本。
用 \(p_f\) 表示 \(F\) 面对的市场价格，\(F\)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注意污染会影响 \(F\) 的成本，但 \(F\) 无法控制污染量。
其次，分析社会最优决策。
社会规划者的问题 （Social Planner’s Problem）：
\(−∂c^f(f,x)/∂x\) 表示增加一单位污染给 \(F\) 增加的成本增加。社会最优的污染量满足污染对 \(F\) 的边际收益等于对 \(S\) 的边际成本。
最后，我们对比一下私人和社会最优。
社会最优考虑了污染的成本，最优污染水平满足污染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私人的污染决策，即 \(S\)的决策，没有考虑污染的成本，所以最优污染水平为污染的边际收益等于0。因为边际收益递减，所以私人决策会导致更多的污染，相应的会生产更多的产品。其资源配置是无效的。
正外部性#
假设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释放出了对周围环境具有积极影响的物质，有效改善了周边环境质量，但企业自身却未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这一现象便构成了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不同，正外部性意味着经济活动主体在不增加自身成本负担的前提下，为社会其他成员无偿地创造了附加价值或福祉。这种由经济活动间接产生的、有利于社会的额外效益，并未直接计入该经济主体的成本收益评估之中。
具体而言，在正外部性的框架下，企业在制定生产决策时，仅考虑其自身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由于正外部性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并未被企业所内部化，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会低估收益，也即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相应的，私人边际收益会小于社会的边际收益。我们用MPR（Marginal Private Revenue）表示私人的边际收益，MSR（Marginal Social Revenue）表示社会的边际收益。
对于每一特定产量 \(q\)，我们有：
check check book
如图%s所示，私人的边际收益线位于社会边际收益线的下方，私人和社会的边际成本线重合，在私人决策下，企业的最优产量（即私人最优产量，\(q^{private}\)）会低于从社会盈余最大化角度出发的最优生产量（即社会最优产量，\(q^{social}\)）。
用代数表示，在私人最优产量处：
基于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为了达到社会最优，私人产量需要增加，以使得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相等， 即：
综上，在正外部性下，由于私人决策未能充分考虑到其生产活动对社会的全面影响，从而导致了生产不足，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利他不收费
参考张五常 check
在探讨正外部性时，我们需要考虑那些不收费的利他行为。以一位小提琴演奏者在家中演奏为例，他的美妙琴声传到了邻居那里，邻居可以免费欣赏，共享音乐带来的愉悦。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位小提琴演奏者每天演奏的时间决策基于他自己在边际上的享受和时间成本之间的平衡。当这两者相等时，他会停止演奏。假设他选择每天演奏三个小时。
对于邻居来说，虽然他们喜欢听小提琴，但听得太多也会感到厌烦。如果邻居的最高享受——即小提琴声给他们的边际利益达到零的时间长度也刚好是三个小时，那么即使一分钱不付，小提琴演奏者的演奏也恰好满足了帕累托最优条件。这是因为无论是否付费，听琴者的最佳选择都是小提琴演奏者每天演奏三个小时。
同样地，如果一个新机场的建设导致相关物业的价格升至顶峰，也不需要任何干预，传统的帕累托条件就已经达到了。然而，这种影响可能难以估计，因为飞机飞得很远，一个新机场的建设带来的利益和损害可能会波及整个地球。一方面，某些地区的商机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商机可能因此下降。
外部性产生的原因#
市场失灵？#
福利经济学为理解外部性提供了的理论框架，其中市场失灵被视为外部性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市场失灵指的是市场自由运作时，由于某些限制或缺陷，导致资源配置偏离社会最优状态。在外部性情境中，这具体表现为私人决策未能充分考虑其行为对他人或社会整体的影响，从而引发正外部性或负外部性现象。
福利经济学家庇古（Pigou）分析了负外部性的形成机制。他假想了一个情境，设想从A城到B城有两条路径：一条短而狭窄，易拥堵；另一条长而宽敞，永远不会拥堵，但耗时较长。与长路相比，我们可以将短路所节省的时间视为使用短路的租值。
起初，由于追求时间效率，人们倾向于选择短路。然而，随着使用者增多，拥堵现象逐渐显现，这便是负外部性的直观体现 — 个体决策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未考虑对他人造成的额外成本（如时间延误）。在庇古的分析中，拥堵导致私人成本（个体所承担的成本）与社会成本（包括所有受影响者在内的总成本）之间出现分离。由于市场未能有效反映这种外部成本，短路的使用量超过了社会最优水平，即资源分配是无效率的。因此，外部性源于市场失灵。
在均衡时，两条路所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这时，和长路相比，短路已没有任何好处可言，说明在负外部性下，短路的租值降为0。
针对市场失灵导致的负外部性，庇古提出了政府干预的解决方案 — 庇古税（Pigouvian Tax）。他认为，通过对使用短路者征税，可以内部化外部成本，使私人成本接近社会成本。这一税收设计旨在引导部分使用者转向长路，从而缓解短路拥堵，同时改善继续使用短路者的通行时间。理想状态下，庇古税能够精确调整资源配置，使之达到社会最优状态，且这一过程被视为帕累托改进，即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至少使一部分人受益。
此外，庇古税的引入避免了无谓损失（或称死三角损失），即市场失灵导致的总盈余减少。通过税收调节，市场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资源使用的真实成本，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于正外部性，依据庇古的思路，进行一个补贴，调校私人的收益，使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相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打嗝税」
牛羊在消化食物的过程中会产生甲烷，这些甲烷主要通过打嗝和放屁的方式释放到大气中。甲烷是一种对环境有害的温室气体。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牲畜的巨大阴影：环境问题与选择》指出，如果以二氧化碳的释放量作为标准来衡量，畜牧业的排放量实际上比汽车尾气还要多18%。然而，农民并没有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成本，这导致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整体成本之间的不一致。
具体来说，农民只承担了养殖的直接成本，而社会则需要承担甲烷排放带来的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农民可能会倾向于增加养殖量，从而导致甲烷排放量超过社会最优水平，加剧气候变化问题。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新西兰政府在2022年6月公布了一项计划，打算从2025年开始对牛羊的甲烷排放征税。新西兰是一个农牧业大国，虽然人口不多，但牛羊数量庞大，该国的农牧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约50%，其中羊肉和奶制品出口量居世界第一，羊毛出口量居世界第三。农业部门是该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
如果这项法案得以实施，新西兰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要求农民为牲畜排放付费的国家。这一举措由新西兰工党和绿党联合政府推动，气候变化部部长、绿党领袖詹姆斯·肖表示，减少甲烷排放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对农业排放进行定价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在此之前，农业碳排放通常被排除在碳排放交易计划之外，因为担心对牛羊打嗝征税会遭到农民的反对。但新西兰政府认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必须采取行动。因此，他们决定从2025年开始实施这项「打嗝税」，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激励农民减少甲烷排放，保护环境。
新西兰政府的这一做法可以视为是庇古税的应用，通过增加养殖成本来减少甲烷排放，进而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庇古税的计算
假设 t 是每单位污染的庇古税, 相应的，\(F\)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令 \(t = \frac{\partial c^f(f, x)}{\partial x}|_{f^*, x^*} > 0\)，我们达到了社会最优的结果。
\(f^*\)，\(x^*\)为社会最优结果。
对庇古税的讨论#
下面我们对庇古税做一些简要的逻辑分析。按照庇古的思路，征税的目的在于调校私人成本，使得私人成本（MPC）加上单位税额恰好等于社会最优的边际成本（MSC）。这样做的前提是，在进行调整时，我们必须了解社会边际成本是多少，或者社会最优产量是多少，才能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check
首先，若政府已掌握最优产量或资源配置的精确信息，那么直接调控产量无疑会比征税更为直接且高效。毕竟，征税过程相对复杂，涉及诸多环节与考量，而直接调整则能迅速直达目标。这引出了第一个问题：在已知最优配置的情况下，为何还要选择更为复杂的征税方式？
再者，若政府未能掌握社会最优资源配置的明确信息，那么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税额呢？税额设定过低，则无法有效校正外部性，问题依旧；税额过高，则可能引发新的市场扭曲，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是征税还是补贴，都可能面临难以把握尺度的困境，甚至可能加剧问题而非解决之。
最后，若将外部性视为市场失灵的体现，并寄希望于政府进行干预，那么如何确保政府的干预措施既恰当又有效，避免政府自身也陷入「失灵」的境地？
产权界定#
与庇古的观点不同，经济学家奈特主张，外部性问题并非源于市场失灵，而是恰恰因为缺乏市场。奈特认为，当产权未被清晰界定时，外部性现象便应运而生。以我们之前讨论的长路与短路的例子为例，奈特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负外部性，并认为需要政府介入调整，其根源在于公路缺乏明确的产权归属。
如果我们能将短途公路的产权明确界定给某个主体，那么该产权主体自然会从其利益出发，寻找最佳的管理方式。其管理目标是最大化公路的租值（即收入减去管理的可变成本），这与社会整体最优的追求是一致的。
奈特认为，外部性问题本质上是因为产权界定的不明确。当产权被清晰界定时，市场参与者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外部性的影响，并通过协商达成最优解决方案。奈特的观点与庇古税的理念有所不同，庇古税主张政府通过征税或补贴的方式来纠正市场失灵，而奈特则认为，通过清晰界定产权，市场本身就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奈特的这一见解为后来的产权理论奠定了基础，并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学家科斯进一步发展了奈特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产权初始如何分配，通过自愿交易都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科斯定理的核心在于明确界定产权的重要性。通过界定产权，社会成本可以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而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具体来说，解决负外部性的关键在于将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而实现这一内化的关键步骤是明确界定产权。
科斯提到了20世纪初美国波士顿渔民出海捕鱼时使用无线电广播进行联系的现象。由于很多人使用相同的波长频率，造成了相互干扰。后来，美国政府成立了无线电传播委员会来管制频率的使用。科斯指出，频率相互干扰实际上是出现了负外部性，这是因为频率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如果频率有了明确的产权界定，无论最终界定给谁，通过市场交易，频率会落在认为它价值最高的使用者手中，从而达到社会最优的状态。
再来看一个例子。假设一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负外部性，例如排放废气污染空气，影响附近居民的健康。我们假设空气的权利可以被界定为私产，分析在不同的权利界定下，污染的均衡量会满足什么条件。
首先，考虑清洁空气的权利界定给居民的情况。如果企业想增产并增加污染，需要向居民购买污染权。当工厂增加生产的边际利润大于居民因增加一单位污染所带来的健康损失时，工厂可以出价向居民购买污染权。最终的均衡条件是污染带来的边际利润等于污染带来的边际成本。
接下来，考虑清洁空气的权利界定给工厂的情况。如果居民不想让工厂污染，需要向工厂购买减少污染的权利。当工厂增加污染的边际利润小于居民因污染而受到的损失时，居民有动力向工厂付钱以减少污染。最终的均衡条件同样是污染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这个例子说明，不管产权界定给谁，通过市场交易，最终的资源配置结果是一样的，但收益结果是不同的。如果把清洁空气的权利界定给居民，居民的收益会较高；如果界定给工厂，工厂的收益较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市场结果一样，指的是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一致的。
此外，这个例子还说明，外部性的出现不是源于市场失灵，而是因为没有界定市场。因此，庇古提出的征税或补贴并非治理外部性问题的根本方法，因为它们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界定产权并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可能更加有效。在交易费用较低的情况下，不需要政府干预，双方可以通过交易来解决外部性问题。
计算
假设 \(F\) 有权享有清洁水源，并可以将其权利出售给公司 \(S\)，允许 \(S\) 排放污染。一单位污染的价格为 \(q\)。
\(S\)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max_{s,x} p_ss − c^s(s,x) − qx\)$
F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max_{f,x} p_ff + qx − c^f(f,x)\)$
最优产量满足： $\(\Rightarrow −\frac{\partial c^s(s,x)}{\partial x} = \frac{\partial c^f(f,x)}{\partial x}\)$
和社会最优条件一致，通过界定产权，进行市场交易，可以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水平。
假设 \(S\) 有权享有清洁水源，并可以将其权利出售给公司 \(F\)，允许 \(S\) 排放污染。一单位污染的价格为 \(q\)。如果公司 \(F\) 不想让 \(S\) 排放污染，需要向 \(S\) 购买减少污染的权利。令一单位污染的价格为 \(q\)。
\(S\)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max_{s,x} p_ss − c^s(s,x) + qx\)$
F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max_{f,x} p_ff − c^f(f,x) - qx\)$
最优污染量满足：
和社会最优条件一致，表明不管产权界定给谁，通过市场交易，最终的资源配置结果是一样的。
科斯定律中的问题
在科斯定理中，一个核心假设是交易费用为零。然而，在现实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存在一个无所不知的社会计划者，这个计划者能够知道资源的最优配置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变得多余，因为使用市场本身是有成本的。具体来说，如果交易费用为零，社会计划者可以直接安排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不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
在现实世界中，交易费用总是存在的。这些费用包括信息搜集的成本、谈判的成本以及签订和执行合同的成本等。因此，科斯定理在实际应用中必须考虑这些交易费用的影响。我们可以将科斯定理中的“交易费用为零”这一理想假设改为“交易费用较低”。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明确界定产权，市场仍然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性带来的问题。
蜜蜂的故事
米德关于蜜蜂的例子（1952）
经济学家米德在他的研究中提到了一个经典的外部性例子，即养蜂人和果园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养蜂人的蜜蜂飞到旁边的果园采蜜，不需要向果园主人付费。这样一来，果园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产生了分离 — 蜜蜂多采蜜给养蜂人带来的收益增加，但果园主人并未从中直接受益。这可能导致果园中的果树数量低于最优水平，从而是无效率的。因此，依据米德的分析，政府应该补贴给果园，以鼓励种植更多果树。
另一方面，蜜蜂采蜜的同时也会帮助花粉传播，使得果花结子的数量增加。但果园主人并没有向养蜂人付费购买蜜蜂授粉的服务，这又导致蜜蜂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产生了分离 — 果花多结子给果园主人带来的收益增加，但养蜂人并未得到相应的补偿。这可能导致养蜂人饲养的蜜蜂数量低于最优水平，也是无效率的。因此，按照同样的逻辑，政府也应该补贴给养蜂人。
然而，现实中是这样吗？政府补贴真的有必要性吗？ “问题是，花中的蜜浆与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在真实世界有市场，蜜浆有价，租用蜜蜂也有价。”
张五常《蜜蜂的神话》（1973）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他的著作《蜜蜂的神话》中，通过对养蜂人与果园实际情况的实地调查，发现养蜂人与果园主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极其详尽的花粉传播与蜜蜂采蜜的市场交易合约。这些合约涉及到了价格的精确厘定，与市场上其他物品的交易并无二致。
具体而言，张五常描述了养蜂人与果园主人之间是如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根据他的观察，养蜂人和果园主人会签订合同，约定蜜蜂进入果园的时间、蜜蜂的数量、采蜜的范围、花粉传播的服务费用等。这些合同的条款非常详细，确保了双方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
蜜浆的采集与蜜蜂的服务不仅有市场，不仅有价，而且蜜蜂、蜜浆、花粉等微不足道的资源市场是处理得那么精细与巧妙
例如，养蜂人会根据果园主人的需求提供一定数量的蜜蜂进行授粉服务，而果园主人则会根据蜜蜂带来的授粉效果支付相应的费用。并且，不同植物的特性对蜜蜂采蜜和花粉传播的影响被考虑在内，这也反映在了蜂箱租赁的价格上。比如，苜蓿盛产蜜浆，也需要传播花粉，但同样的苜蓿，蜂箱租用之价有很大的差别。苜蓿的培植有时是为了养牛，有时是为了结籽，而为后者蜜蜂所获的蜜浆甚少。只为养牛不结籽，传播花粉的服务没有价值，但苜蓿蜜浆多，蜂主要给农民钱把蜂箱放进农场去。
这种市场交易有效地解决了米德所提出的外部性问题，因为双方都有了明确的预期收益，并且通过市场机制达成了互利共赢的局面。
通过张五常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现实世界中，只要交易费用足够低，产权有了明确的界定，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外部性问题。这推翻了米德所述的蜜蜂和果园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干预的谬误，也说明了许多经济学家对真实世界市场机制的理解存在偏差。
碳交易市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问题
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对气候系统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如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等。这些影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这些负面影响往往没有被排放者承担，形成了典型的外部性问题。
碳交易市场是一种旨在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市场机制。它通过总量控制、许可分配和市场交易等手段鼓励企业减少排放，并通过市场力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中国的碳交易市场是逐步从地方试点发展到全国统一市场的。通过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该市场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的碳市场建设是从地方试点起步的。从2011年10月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地区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地方试点工作。这些试点地区陆续于2013年6月启动了交易。试点市场主要交易品种包括碳排放配额（CEA）和核证减排量（CCER）等。试点市场采用了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机制，政府设定总量上限，并向企业分配或拍卖碳排放许可。
在试点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该市场首先纳入了发电行业涉及大约2225家发电企业和40亿吨左右的年度碳排放量，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之一。
政府根据各企业的历史排放量和行业基准等因素分配碳排放配额。企业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碳排放配额。那些能够减少排放的企业可以出售多余的配额，而那些难以减少排放的企业则需要购买额外的配额来满足其排放需求。企业需要确保其实际排放量不超过拥有的配额总额。如果不达标，企业将面临罚款或其他惩罚。
交易品种：主要包括碳排放配额（CEA）和核证减排量（CCER）。除了现货交易外，还有一些试点产品如碳债券、碳期权、碳质押等也在探索中。
各地试点市场的碳价有所不同，历史上最高点出现在深圳，达到每吨123元人民币，而最低点出现在重庆，仅为每吨1元人民币。相比之下，欧盟碳价的历史最高点为每吨48欧元（约合人民币380元），最低点为每吨2.68欧元（约合人民币22元）。
预计到2025年，中国碳交易市场的规模将达到30亿吨以上，与欧盟总排放量水平相当。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有望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如何理解外部性#
在任何有竞争的社会中，一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外部性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宿舍里室友播放的音乐、图书馆中的大声讨论、还是不按规定停放的车辆，这些都是外部性的具体体现。
这些外部效应对其他人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最常见的情况是，利与害同时存在，我们不能期望只享受某项活动的好处而不接受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我们不能只享受城市公园提供的休闲空间和自然美景，却拒绝接受周末游客过多导致的拥挤和噪音。
有意或无意间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而这些影响对他人有利有不利，说是外部性，需要政府干预，只不过是说这些影响没有通过市场以市价成交。
—张五常
市场机制通常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例如，在租房合约中明确规定禁止租户对房屋造成损害，并规定相应的赔偿条款，这是一种通过合约来处理外部性的实例。这样的规定有助于减少租户行为对房东造成的负面影响，保护房东的财产免受损害。然而，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当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过高时，人们可能不会选择清晰地界定产权。即使产权已经明确界定，但如果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过高（如谈判、达成协议的成本过大），人们也可能不会选择市场机制，而是依赖法官的裁决或其他替代手段。
除了市场机制外，外部性还可以通过多种非市场方式来处理，包括风俗、礼仪、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等。这些非市场方式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样的原则体现了处理外部性的道德基础。此外，“推己及人”和“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也强调了在处理外部性时应具备的同理心和相互尊重。在处理外部性时，情感、道理和法律三者常常相互交织。对于微小的影响，通常可以通过约定俗成的礼仪和风俗来解决；而对于重大的影响，则需要法律的介入。
在某些情况下，当权利无法明确界定或难以通过市场交易时，政府可能会通过奖惩机制来协调和推进社会利益。